李孝聪：中国古代舆图的编绘、类型、收藏与研究利用
地图是地志、方志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在我国古代编纂的地方志书中，舆图被列为必备的一个门类。尽管一部多卷本的志书中，地图的篇幅占得不多，可是地图并不仅仅是作为书籍的插图，而是具有与其他门类相平等的地位。传统舆图表达了古籍编纂者对所描述、记录的区域空间的认识，传递了古代中国在史学、哲学、舆地、文学、绘画等诸多层面的信息，许多还伴随着文字资料。但是，在我们现在新地方志中，地图已经变成一种插图，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我曾多次对此呼吁，可是并不容易。同时，在相关研究过程中，我发现中国的图书分类被西方图书分类法所取代，被“科学化”了（似乎西方的分类是很科学的，实际上并不科学），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在我国古代典籍按经、史、子、集的分类中，史部地理类中的地图是和书籍在一起的，给皇帝呈送的一张地图必定附带有题本或奏折，因此，地图是要伴随着文字资料。所以，我们应该重视舆图，更应该将中国古代传统舆图的研究视为古籍整理或“汉学研究”领域里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一 中国王朝时代舆图的编绘
和收贮
王朝时期的地图主要是由职方清吏司管理。“古者，职方掌天下图籍，故天子不下堂而周知四方形势，盖郡国、封域、山川、厄塞、道里远近、户口多寡，按籍以求，可以了然于心而知其势，披图以考，可以了然于目而得其形，是地之有图籍，不犹天之有历象乎”。“图”就是版图、地图，“籍”就是人口、户籍。地图在中国地方行政的运作里面，不仅仅是今天我们看的一个地理空间，实际也是管理机构设置的—个依据。地图体现山川疆域、行政区划，是江山社稷的表徵，国之秩序；地图也是户籍人口、赋税，征税、执法的依据；地图描绘道路、关隘，辨兵要形胜之方位、道里；地图还是科举取士按地区分配廨额、员额，委官升黜的凭藉。这些都在图中可以看出来。
中国王朝时代的图是怎么画的，又是怎么保存的？地图是一个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象征。“汉高祖入咸阳，萧何先收秦图籍以知天下阨塞广远；淮南王刘安击闽越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后汉时，南匈奴求内附，密遣汉人郭衡奉匈奴地图；唐平西域，高宗遣使分往康国、吐火罗访其风俗、物产，画图以闻。北宋嘉祐元年，辽萧扈来贺正，言阳武寨、天池庙侵北界，诏馆伴使王洙持图道本末”。上述史料记载的人物事迹，都与地图相关联，国家政权之间最大的诚意就是送地图。
王朝时代的中国地图是由中央官署的绘图机构根据地方各级官署呈送的舆图缀合而成，历代地方各级官府绘制地图有三年或五年一造送的制度，地图由中央官署掌管。
《唐六典》卷五《兵部》记载：
职方郎中、员外郎，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凡地图委州府三年一造，与版籍皆上省。
《宋会要•职官》六之三：
（景德）四年七月，诏诸路转运各上所部山川形势、地里远近、朝廷屯戍军马、支移租赋之数，召翰林画工为图，纳枢密院，以备检阅。
以上文献说的是在中央集权制度下，由兵部职方司依靠舆图掌握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疆域、行政区划、城镇道路、户籍人口、赋税廨额、关隘形胜与方位，地图也作为中央朝廷征税、执法的依据。
明朝掌管地图的机构：
《明会典》卷一百八《兵部》三职力情吏司诸司职掌：“郎中、员外郎、主事之职，掌天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堠之政。”明朝绘制《九边图论》的许论曾任兵部职方司主事。
清朝掌管地图的机构：
乾隆二十九年《大清会典》卷五十九兵部职方清吏司：“郎中，满洲四人、汉人二人；员外郎，满洲三人、蒙古一人、汉人一人；主事，满洲、蒙古各一人，汉人二人，掌天下舆图，以周知险要，叙功核过，以待赏罚黜陟。”《大清会典》卷六十三兵部职方清吏司收录了康熙六十年(1722)刻本皇舆全览图的24幅地图。
《皇舆全览图》
我们不要用西方国家所谓的“主权国家的疆域、国界”来解读二三百年前绘制的舆图所表现的情况。譬如：雍正朝在康熙实测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绘制了若干幅大尺寸的地图。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地图，不但画出了清朝管理控制的地区，而且还描绘了贝加尔湖以北至北冰洋，天山以西，里海至黑海地区，甚至远至波罗的海沿岸；难道这幅地图表示了中国清朝的疆域吗？对这种地图不能用今天“国家疆界”的意义来理解，一定要了解画这幅地图的历史背景。清朝画这张地图恰好是雍正年间中俄在恰克图谈判分界和设立边境贸易地的时候，雍正帝需要了解俄国人是走哪条道路东来的，于是请怡贤亲王允祥的朋友传教士宋君荣(Antoine Gaubil)根据俄国人的描述，绘制从俄国圣彼得堡、喀山至恰克图的路线图，并由造办处舆图房的画工将其与皇舆全图缀合成一张大地图。因此，这幅采用方格法墨绘设色，满文标注，纵142厘米、横231.6厘米的地图，表现了清朝雍正时期控制的中国地区以及俄国的欧洲部分。此图并不表示中国大清王朝的疆域，而是出于雍正皇帝的需要而建构。所以，对于古代舆图来说，“地图上画了的地方并不表示都是我们的，地图上没有画的地方也不能说就不是我们的”，必须要了解地图绘制的具体背景。
二 清廷编制舆图的收藏与流散
1
清廷编制舆图的收藏
01
军机处档案中的舆图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目前保存着军机处舆图448件，主要是在奏折中配有地图。地方官署将地图造送至中央，清廷有一个制度，造送的地图照例须呈送两套。一套由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画工摹绘一本，清朝档案中称“录副”，然后送存军机处及皇帝，称为“留中”；还有一个副本转内阁大库保存。
02
内务府档案中的舆图
清内务府造办处舆图房绘制或贮存的舆图档，是地方各省、府呈送的舆图。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现存有1943件舆图，清乾隆时期将舆图编目为《萝图荟萃》，分天文、舆地、江海、河道、武功、巡幸、名胜、瑞应、效贡、盐务、寺庙、山陵、风水等13大类。
03
内阁档案中的舆图
主要为各省督抚的题本，以及随题本进呈的各种舆图。题本经内阁典籍厅官员批红后，则称为“红本”。宣统元年(1909)设立京师图书馆，从内阁大库红本中检出明、清旧本舆图一百余种，转交京师图书馆庋藏，民元以后为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图。1933年，北平图书馆的藏图随故宫博物馆藏品南迁，几经周折，抗战胜利后暂存南京，1949年1月被运往台湾，即今台北故宫博物院部分藏图。
04
兵部、外交部档案中的舆图
清朝兵部档案中除文件外，尚有修筑各地炮台、军港之工程图等舆图资料。外交部档案中则包括19世纪中叶清廷与外国签约、划分租界、边界谈判之边界图等。这批地图中的一部分现已转由台北故宫博物院保存。
2
清宫廷舆图档案的流散
两次鸦片战争期间及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中国沿海官府档案遭劫掠，流出国门。大英图书馆的部分舆图有些就是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侵华英军司令高夫（Hugh Gough）的后人所捐；还有一批在英国公共档案馆，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劫掠广东督抚衙门的档案。
清朝宣统二年( 1910)为推进新政，张之洞等人奏请成立京师图书馆（国立北平图书馆前身），筹备之初，即议定以翰林院、国子监以及内阁大库残本为基础典藏，其中特别从内阁大库红本中拾出明、清旧本舆图一百余种，转交京师图书馆（后改名北京图书馆）庋藏。这批舆图即前文所述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1年辛亥革命，废黜帝制，截止1924年，溥仪出宫前，曾陆续被盗走部分珍籍、舆图。
1931年，日军侵占东北三省，战火即将烧向华北，国民政府为避免故宫国宝文物再遭抢掠，选取精品装箱分五批南运上海，又转南京；抗战爆发后再转往四川、贵州暂存。抗战胜利后运返南京。1949年1月，故宫文物、典籍和原北平图书馆藏内阁大库舆图，被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运往台湾。
三 保存明清档案与古旧地图
相对丰富的机构
根据我的调查研究所见，主要有以下机构保存明清档案与古旧地图相对丰富：
(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原北平国立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成立之初就一直在整理文献和舆图，1949年以后原宫廷各处档案及内务府造办处所藏舆图已统归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保存。
(2)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除福建舆图之外，主要是1950年后新购置散落民间的明清舆图。
(3)大连图书馆（辽宁省）：20世纪前期，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从意大利驻北京公使罗斯( Giuseppe Ros)手中购得。
(4)故宫博物院（台北）：清朝内阁大库红本中捡出明、清旧本舆图，先转交京师图书馆庋藏，后被运往台湾；以及军机处档案中属于录副留中的部分舆图均存台北故宫博物院。
(5)“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图书馆（台湾）：自20世纪陆续购得清廷内阁档案及舆图。
(6)“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档案馆（台湾）：接收保管经济部旧档案中清朝末年至1949年间之旧地图；
(7)海外收藏中国古旧舆图的图书馆或机构：主要包括美国国会图书馆、英国国家图书馆、法国国家图书馆、俄罗斯圣彼得堡东方图书馆、德国普鲁士文化财图书馆、意大利地理学会以及东京大学、京都大学、东洋文库、内阁大库公文书馆等。
四 古代中国地图绘制方法
与风格
清《江西十三府州县图》中的瑞州府
中国古代地图可以分为四种绘制方法和风格：形象画法、符号法、计里画方法、投影经纬法。
形象画法，以《江西十三府图说》为例，山脉用青绿山水画法表现立面，很形象漂亮，仅有相对位置，如结合文献，研究当时某府境所管辖的县，是第一手资料。
符号法，现代地图主要采用符号来表达，但是二千年前的天水放马滩秦地图就已经采用了符号法，在木板上运用线条表示山、水。
计里画方法，是中国古代常用的按比例尺绘制地图的方法，就是在地图上画方格，每方格边长代表实际里数。如一幅县图十里方，即画方格每方边长代表实际十里；一幅府图或州图百里方，即画方格每方边长代表实际百里，这是一种比较准确的中国本土测量制图表示法。
投影经纬法，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带来用经纬度投影控制制图的方法，康熙皇舆全览图开始采用经纬线控制坐标制图。清道光、同治年间，把经纬网和方格网套在一起作图，称为实用网格法。
五 鉴定中文古地图绘制时代
几种方法
1
沿革地理知识
考察皇朝时代地方行政等级制度造成中国地方行政区划的沿革、治所城市级别的升降。例如：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一套“泉州府图说”图册，其中一幅图中的岛上标出“中左千户所”，即今厦门。清顺治初，废弃明代沿海卫所建制“中左千户所”而改用厦门之称，所以，根据图面注记使用明朝卫所的名称，可判定该图册的绘制时代是明代。根据文献资料整理出一份按照时间先后排列的明、清地方省、府、州、厅、县、卫所的建置升降时间表与称谓表，审图时可据以核查。
这种判识法的不足是，中国疆域辽阔，建置政令的颁布远非一日或数日所能到达，因而，如若没有全国一统志书或地方志的刊行，行政建置的变化很难为全国所知。反映在地图上，则往往是内地州县升降的最新信息已经表现，而某些边陲省份仍然沿用旧的称谓与建置。这种情况，虽能判断成图的时间，却不能说明图面表现的是哪个时期的行政建置。
2
用避讳制度考察
中国古代盛行对君主、长辈的名字避免直称或直书的传统，审查图内是否有因避皇帝嫌名而改写或缺笔的文字，从而判识地图绘制的时间上限。此方法的局限在于，中国历朝历代的避讳制度并不总是那么严格。仅就明清两朝为例，明朝前期避讳之法甚疏，万历以后稍密；清朝雍、乾之世避讳至严，许多地名皆改于此时。如：雍正帝名“胤禛”，凡地名有“真”字或同音字，一律避讳改名，真定、真阳、仪真一律改作正定、正阳和仪徵。乾隆帝名“弘历”，凡地图上遇到“弘”字，避乾隆帝名讳—律改作宏，或缺笔。道光帝名讳“旻寧’，如北京“广宁门”就改名“广安门”，“寧”字皆改写“甯”或缺笔以避讳。咸丰、同治以后，讳例渐宽。
3
依靠历史地理学的知识来推考
历史地理学研究方法也可以用作判定地图年代，如我在大英图书馆工作时看到数幅运河、黄河地图，无法用建制沿革或避讳法判定年代。根据自然地理知识，河流的自然特性是：早期河流为顺直河道，中年河流形成曲流，老年河流遇到丰水期会裁弯取直，留下牛轭湖（即断流的弯曲河段），形成顺直河道与牛轭湖并存的现象。例如：有几幅描绘黄河下漩河道的地图，有的将黄河画成曲流，有的图上在黄河干流外侧出现牛轭湖。对照档案文献，文献记载：“嘉庆八年( 1803)吴璥出督南河，将阜宁县黄泥嘴两湾相对处，挑挖引河，使之取直而行，自必湍流迅注。又吉家浦、于家港、倪家滩、宋家尖等处，挺出滩咀，溜行纡缓，亦应挑切顺势，庶可迅流舒展。”即吴璥在曲流处开挖直河，裁弯取直，逼使黄河加快流速避免沙淤，而牛轭湖是裁弯取直后断流的老河床。那几幅地图刚好描绘了黄河下尾的裁弯取直工程，而且图上地名与档案文献提到的地点一致。从而能够将那几幅黄河图绘制时代的次序排列为：黄河曲流一嘉庆八年裁弯取直—牛轭湖出现。所以，历史地理学的方法可以帮助判定地图绘制时代的次序。
总而言之，判识无题款的中国地图的绘制年代，应综合上述几种方法，并观察地图的整体风格、款式、色泽等等，方能得出正确的判断。
六 怎样研究和利用古地图
疆域总图反映中国人的视野。以《大明混一图》为例，这是一幅明代洪武年间绘制的世界地图，着重表现大明王朝的疆域，兼及域外的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广大地区。2008年在南京大学举办的“中古时代东亚的舆图与世界地理知识—一以大明混一图及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会议上，曾重点讨论这张地图。这张图传入日本、朝鲜，摹绘本很多，如朝鲜权近、李荟摹绘《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关于《大明混一图》，我的研究认为，无论是地图的形式或内容，都明显承袭蒙元时代留下的舆图风格，表现的是蒙元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念，是根据元朝留下的混一图做了文字方面的修改，也可能就是一幅摹绘图。关于《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的来龙去脉，一般认为是朝鲜人根据元朝李泽民1330年所绘《声教广被图》和清浚1370年《混一疆理图》混编而成；2014年，汪前进先生写了一篇文章，根据韩国的文献，发现在《朝鲜实录》有这样的记载：当时(1394年)朝鲜准备迁都，太宗下令参照大明王朝的地图混合编制新地图，目的是借鉴和参考定都。再来看明代中期成化年间所绘的“杨子器跋舆地图”（收藏在辽宁省博物馆），图上明朝疆域范围就没有那么大，最西边只到今甘肃一带，北方是秦汉长城，其实这幅地图并不表示明朝实际的疆域，而是反映着传统的华夷、胡汉的地域分化观念，用于府、州、县学的教化。
大明混一图
明、清两朝官绘本府、州、县兵要汛守图。明代舆图文字注记写在地图上或采用一图一说的类型，而清代地图的注记多用贴签的形式。以明代长城九边镇所辖册页装的《战守图略》为例，如《陕西镇战守图略》《固原镇战守图略》《宁夏镇战守图略》《甘肃镇战守图略》，均一图一说，描述都司、镇、卫、所、城、堡的位置、形胜、战术以及职官和驻军兵力。我们利用明代兵要地图结合考古调查，发现了宁夏徐斌水边墙。在宁夏半个城（今宁夏同心县）、打剌赤堡北境至靖虏卫（今甘肃靖远县）黄河岸，实地考察未能找到长城遗迹，而明代绘制的《固原镇战守图略》则清晰地画出了边墙。另外在红寺堡（今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沙沟门至徐斌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段西北／东南走向低矮的夯土边墙遗迹。对照《固原镇战守图略》的“下马关图说”，这段夯土边墙应该是嘉靖十六年(1537)，刘天和总制陕西三边军务，命固原镇总兵任杰修筑的徐斌水至鸣沙州长城新边。明嘉靖年间罗洪先《跋九边图》，曾经提到“杨虞坡徐斌水图”，1956年王庸辑《明代北方边防图籍录》、2011年林梅村著《蒙古山水地图》，皆误写做“杨虞坡、徐斌（画）《水图》”。
路程图反映古今交通道路的传承与变迁。唐宋时期有专门的驿站制度，蒙元时代全国遍设站赤（驿站）达1500余处，不仅有水站、陆驿之分，而且辅之以急递铺，每十里、十五里或二十里设一站，由当地州县官就近提调。明代驿路图侧重表示相对位置而忽视绝对方位，这也是中国传统舆图的特点。图内描绘山脉、河流、湖泊、泉流等自然地物，逐程表示驿路、桥梁、城池、驿站、急递铺、递运所、关隘以及风景名胜。图内山岭倒置，反映我国绘画中传统的“对景法”，以体现沿着道路行进时向两侧观看的用意。清朝以塘铺代替驿站的部分功能，清代舆图对塘铺的描绘多有表现，反映清王朝对交通的重视。山川、城池为基本要素，着重绘出联系城镇间的道路，突出关隘、桥梁、津渡、驿站、塘铺、巡检司，每段道路皆注记里程。我们曾经根据清代“打箭炉至前后藏路程图”考察川藏线公路交通的古今走向和改道。
从中国古代河工水利图看清朝如何处理黄河、漕运工程的审计。中国以“治水国家”和“水利社会”而闻名于世，与古代漕政、河政及农田水利的现实需要密切相关的河工水利之图源远流长、数量众多、内容独特、测绘技术纯熟，是中国传统舆图系统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所谓“河工水利图”，指描绘河道水利工程的舆图，其内容是描绘河道的形状和流向，兼及沿岸的山脉、湖泊等自然地理要素与城邑、道路、驿站、关卡等人文地理要素，而重点是各种水利工程设施。根据描绘对象和内容的不同，中国传统河工水利图主要可以分为黄水利工程图、运河水利工程图及其它河流工程图三大类。阅读河工水利图上的文字注记，结合图上所绘内容，并与典籍文献史料比勘，可以明确水利工程的史实和过程。
清朝处理黄河、漕运河工水利工程而绘制呈送的舆图分为工程咨估（预算）图、做过银两咨销（审计）图两种，要求工程图纸与文字表述的呈摺整合在一起呈送。以“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为例，图卷内有光绪二十三年(1897)二月上问厅通判许广身书写的题销呈文，另外还有上河厅的上级主管部门长官山东通省运河兵备道罗锦文收到光绪二十三年署理上河通判许广身呈报的题销图及呈文，经过复查以后，书写的具结以备案。此摺文应再呈送上级主管部门河东河道总督复核，然后呈报中央朝廷工部、户部准销。
由此可知，“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系光绪二十三年(1897)许广身呈报核销摺的附图，用以检核光绪二十年(1894)上河厅前任通判崔倅在聊城、堂邑二汛承修官堤做过的工程。从呈摺文叙述“经检核，所做工程俱如原呈报咨估式样、丈尺，无偷工减料草率行事；所费银两俱用于工程，而无浮冒之弊”来看，该套由“上河厅光绪二十年加帮聊堂二汛残缺堤工题销图”、上河厅、山东运河兵备道的呈文一起组成的运河图档，反映清代运河修筑工程的咨估、题销、核销等一系列程序机制，县有较高的史料研究价值。
可是，当我在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调查古地图时，却发现绝大多数古地图同与之相配的呈送摺、题本等文字档案资料是分别保存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从20世纪以来，国内外的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图书、地图、档案等全部按照西方图书分类法编目，原本一套的文字类和地图、图像类档案被分拆收藏在不同的部门。造成保存地图的工作者完全不知道还有一批与地图相配的文字资料收藏在何处，而保存文字文书类的工作人员也不清楚有一些地图或图像应当与手中的文档属于同一时代同一批资料。这种现象完全违背了我国长期以来图文并存独具特色的图书典籍分类法，难道还是“科学的”收藏吗？
结 语
我所讲述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之谈，未必言之成理。我认为：对古代舆图的判识不要被西方“科学化”的思维所迷惑，不能仅凭地图来描述和解读，一定要结合档案和传世文献来研究。充分利用历代王朝留下的史书、实录、档案、地方志、文集等文献记述的历史人物事迹，结合古代舆图的解读，认识制图人当时是为了什么目的，又是如何描绘历史的空间。
17、18世纪之交的中国正值明朝末叶与清朝初建，是两个王朝交替的时代，也是西方传教士将大地测量用经纬网控制制图、地球观与世界海陆观念传入东方的时代。传世至今的明、清舆图反映中国传统制图与实测地图绘制的不同目的与内容，以及受到的外来影响。
古地图具有即时性，是当时人留下的图像与文字史料，不同于经过删订的古籍，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尤其是古地图上的文字、图说、注记、贴签、序跋，以其对比传世文献来校勘正误，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应当给予重视。